福建的早期歷史，無論是文獻，還是文物都顯得太少，籠罩著一團迷霧。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遠在4000年前，曇石山文化已顯現出福建海洋文明的特征，八閩之地有著移民傳統，是最早與海外發生關系的區域之一?！渡胶＝洝犯?ldquo;閩在海中”一說：“甌居海中，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后到東冶、甘棠兩港百舸爭流，古時的福州港成為對外連通南北、招徠“番舶”的重要港口。

　　秦始皇統一中國，大秦帝國在今天的福建版圖上設置了閩中郡。毋庸置疑，閩文化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與中原文化相比，閩文化是一種另類，一種相對獨立、自成體系的海洋文化。閩地經濟的發展、閩商特質的形成，都由此打上了深深的海洋文化烙印。

　　“在海中”的閩地，伴水而居。豐富的海洋資源，以其靈動與深邃，一直誘惑著閩人邁向藍色的沖動和創造財富的欲望，從而造就了閩地經濟的興盛?！犊v橫中國》福建特輯曰：“如果不是數千年農耕文明和內陸作羈絆，拖后腿，而任由福建人那種崇拜海洋、勇于漂洋過海打拼的創業精神充分發揮的話，今天的中國絕對是海洋強國!”此言值得我們回味。

　　天風海濤、山多地貧的生存環境，造就了閩人的漂泊傳統。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漂洋過海，出東洋，下南洋，到異國他鄉謀生打拼，移居我國臺灣和印尼、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到了二十世紀，福建人的移居方向增加了港澳、美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并向歐洲、南美、非洲延伸。最近幾十年來，通過各種途徑外出求生存、謀發展的福建人究竟有多少?目前還難以準確統計，只留傳這么一種說法：有太陽照射的地方，必有閩商的身影。對沿海而居的福建人來說，移民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至今不曾改變。

　　海洋文化是人類在與海洋互動中積淀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它既包括物質層面上的海洋設施、海洋產品，更包括精神層面上的海洋意識、海洋知識、海洋藝術、海洋宗教和海洋制度等。精神層面是海洋文化的內核所在。如果說內陸文化是封閉的，具有內傾特征，那么海洋文化則是開放的，具有外向的特質;如果說內陸農耕文化是穩定、安逸的，那么海洋文化則是遷流的、進取的;如果說內陸文化是自給自足的農耕圖景，那么海洋文化則具有不安分的崇商品質。

　　作為中華黃土文化的另類，閩地海洋文化的發育，亦受到農業社會和內陸性格一定程度的影響，從而存在著有限開放性和邊緣從屬性。閩地海洋文化的這一不徹底性，很大程度上造就了閩商的四大特性——遷流、冒險、獨立、兼容。

　　遷流性：移民傳統和海洋文化之子

　　閩人自古熱衷于移民，哪里好謀生，就義無反顧地蜂擁而至。這一特性，與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性格倒有幾分相似之處。但浩瀚的海洋，使閩人的遷流更具變幻不定的漂泊色彩，潛藏著更多的兇險。福建諺語“行船走馬三分命”，正是對其直觀而生動的描述，也暗示了“行船”與“走馬”這兩種不同背景下的生存狀態。

　　閩人的遷流性格，最初源自秦漢以來的移民傳統。五代以來，戰亂頻仍，中原人大批南遷，閩粵人口激增?？梢钥隙?，福建自古就是個典型的移民社會，福建現有的絕大部分居民，源于漢唐以來北方漢人的南遷。南遷入閩的漢人，在帶來先進的內陸農耕文明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土著文化的影響。

　　地理條件造成的惡劣的生存環境，是閩人尤其是沿海而居的閩人不得不一再遷徙的現實動因。對福建的地理條件，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描述。福建境內山嶺連綿，人稠地狹，生存條件惡劣，居民大都被擠到海邊的狹窄地帶，面對著遼闊無垠的大海。史志記載：“漳泉諸府，負山環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如此逼仄的陸域生存條件，在客觀上促使沿海居民轉向大海謀生，漸向臺灣和南洋、東洋移民。閩地擁有綿長曲折的海岸線，居全國第二，還有眾多的港灣、島嶼，為海洋生活提供了充分的地理條件。“父母在，不遠游”的傳統倫理，在閩地沿海地區影響力有限，遠走他鄉、遠涉重洋、唯利是趨，反倒成為傳統，一直延續至今。在明清海禁時期如此，近代以來的封關鎖國時期亦如此，由于官方體制內的外出渠道狹窄、甚至被關閉，偷私渡一時風行。及至改革開放后，國門大開，福建又迎來了以自費留學為先導、后又加入投資移民、技術移民的新一波出海熱。

　　閩人的遷流傳統不僅僅體現在出海上。就當代來看，在國內，福建人也紛紛走出八閩之地，行走全國經商，打開廣闊的致富空間，并形成一個個集聚效應明顯、具有鮮明的行業特色和全國性市場影響力的閩商群體，如福清人經營加油站、海產品，莆田人經營金銀加工、木材、醫院，閩南人經營建材、服裝，閩東人經營茶葉。最近10多年來，更向房地產和礦產等領域集中發展。

　　沿海居民的航海習性是福建自古多移民的另一重要原因。宋元以來，閩商大量出海貿易，遠洋航行風氣日甚，漂洋過海成為一種被普遍接受的人生選擇。由于海上貿易和遠洋航行的發展，閩地造船技術高人一籌，宋代初期，泉州造船就已名揚一時。而明朝鄭和七下西洋，更以福建為重要基地。

　　福建有諺語云：“六死三留一回頭。”古代閩人移民臺灣、下南洋、出東洋，每次都是拿性命相賭的兇險旅程。變幻莫測的風浪、以木帆船為主的航海工具，湍急的海流，不知吞噬了多少生命。但是，這一切都沒能阻擋閩人的出海沖動，這造就了閩人的冒險性格。也正是海洋文化的遷徙性，孕育了閩商的商業冒險精神。

　　冒險性：從犯禁下海到“愛拼才會贏”

　　世人耳熟能詳的《愛拼才會贏》這首歌，生動表達了福建人尤其是閩商的鮮明性格，表達了閩商對人生命運的深刻感悟、對事業成敗的獨特理解。他們在失意時的情態，他們面對世界的豪氣雄心，他們追求事業時的堅韌不拔，在這首閩南語歌曲里，都得到了生動的釋放。

　　有人戲言，閩商的成功可以用“不怕”兩個字概括。沒文化、沒經驗、沒錢都不怕，照樣做外貿、搞開發、搞投資;不分析、不考證、不調研也不怕，固執得讓人匪夷所思。在特定的年代里，正是愛拼敢拼的閩商，鑄就了一個個商業奇跡。

　　但是，如今回頭審視，筆者認為，在一個成熟的商業社會中，閩商的“不怕”顯然帶著一定的盲目性——成也愛拼，敗也愛拼。商場如戰場，也最講勝王敗寇。商海深廣，千帆過盡之處，誰問過曾有多少沉舟?萬木爭春之時，誰問過曾有多少枯枝?閩商在30多年商海大潮的起起落落中，因為“不分析、不考證、不調研”而出師未捷身先死，誰也無法估算究竟有多少?

　　一個真正的商人，骨子里天生是個冒險家。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大多數成功的閩商，都離不開天時、地利、人和。在他們的冒險精神的另一面，在他們決定創業、作出投資決策的那一刻，一定有過如履薄冰的強烈體驗，一定有過深思熟慮的細細考量。他們的成功，源自在堅信“愛拼才會贏”的同時，絕不盲目從事。單憑一個“不怕”，只能獲得偶然、局部的成功，無法成就一個真正的企業家。

　　“愛拼才會贏”的冒險精神，也造就了部分閩商的非理性意識和賭徒心態。這種賭徒心態，在現代市場經濟的背景下，與其他地方商幫相比較，更加凸顯。閩商在投資創業常常表現出很大的盲目性，越是陌生的行業，越是表現出強烈的投資沖動，“沒有福建人不敢做的生意”這一說法流行于我國商界就是明證。

　　閩商富于冒險精神，或緣于宋元以來海上貿易和明清時期犯禁下海的傳統。宋元以來，頻繁的閩地沿海對外貿易，使閩商的眼界更為開闊，更少循規蹈矩，文化態度上對中心和權威游離，同時又處在多元文化交織之中，從而敢于蔑視權威，敢于離經叛道。明清兩朝的海禁政策，迫使閩人只能犯禁冒險才能求得更好的生存空間。久而久之，犯禁冒險漸成閩商的普遍的性格特征之一。“商品不能越過邊境，士兵就會越過邊境。”史家研究認為，明代后期，東南沿海倭寇和海盜擄掠走私現象泛濫，就直接與明廷厲行海禁有關。

　　犯禁下海，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福建沿海地區走私貿易風行一時，在商業文化上一脈相承，都體現了閩商敢于冒險的性格。即便在“文革”時期，晉江人也敢于冒險犯禁，開設“地下工廠”，“投機倒把”做生意。

　　“愛拼才會贏”的精神自有其閃光之處，但在具體的商業實踐中，必須升華為符合普世價值和共同的商業倫理。“愛拼才會贏”是一種信念，是閩商最寶貴的文化財富和精神支柱之一。沒有信念是不行的，但只有信念是不夠的，因為信念不等于商業智慧、商業謀略。擁有并超越“愛拼才會贏”，閩商才真正會贏善贏。我們欣慰地看到，在崛起的新一代閩商中，那些擁有真正商業智慧的，已表現出新的心態、新的性格，展現出遠大的戰略眼光和嚴謹的倫理操守。

　　獨立性：“獨行俠”和老板情結

　　在諸多的中國商幫中，閩商是最不像“幫”的一個。有人說，中國人是“一個人是一條龍，三個人是一條蟲”，這話用來形容閩商更是入木三分。

　　閩商遍天下，多是“獨行俠”。無需避諱，閩商精神中最缺乏的就是團隊精神。閩商的一個個性是老板情結——在閩人許多人看來，打工通常被認為是窮途中的末路。他們中大多數人，寧愿開個小店、擺個小地攤，也要自己“當家作主”。

　　閩商這一性格，也表現在一些俗語里，如“寧做雞頭，不當鳳尾”。在福州商人圈里，“合字不好寫”，常常既是對自己的告誡，也是對商業合作的一種評價。閩南流行“不當老板不算猛男”、“泉州多猛男”之語，也表現了閩商的這種心跡。結果是，人人都做老大，但企業長不大。過去在福建，四世同堂的家族并不鮮見，但企業合伙人之間能夠風雨同舟、同甘共苦到底的，可以算得上是傳奇了。究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種。

　　其一，與獨特的自然環境有關。閩地山多，耕地稀少且貧瘠，加上交通不便，社會交往少，形成了在生產上不需要協作卻重于自然資源爭奪的傳統。有限的資源，艱難的生存環境，缺乏合作的生產方式以及由此而來的契約精神的淡化，使閩人對于利益關系的理解，一直停留在“甲方的收益必然是乙方的損失”這種零和博弈的水平上。

　　其二，與早期到海外的閩商謀生手段、經營方式有關。早期漂洋過海去謀生的閩商，財富多由切計刀錐之利而成。閩商以剪刀、菜刀、剃頭刀“三把刀”起家的比比皆是。這種謀生手段和經營方式，常常連家庭作坊都算不上，真正是所謂“鼎子掛在草鞋鼻上”的獨個營生。

　　其三，與冒險性格有著內在的關聯。這與浙商等大相徑庭。不可否認，商會對商家的發育、成長和發展，起到了相當關鍵的作用。商會并不僅僅只是個排憂解難、互幫互助的組織，它們組織健全、功能強大，對商人自律可產生有力的約束。這種約束，而對于那些奉行“殺頭生意有人做，虧本生意沒人做”商業價值觀的閩商而言，是不可忍受的。

　　閩商獨立性的表現之一是，很少拉幫結伙，幫派意識淡薄，這與水潑不進的潮商幫完全不同。由此延展開來，閩商因其獨立性而不盲目排外，表現出海洋文化特有的對異質文化的兼容性格。

　　中國八大方言中，福建占了兩個——閩東方言和閩南方言。閩商固然操的是方言，聽起來像外語一樣難懂，但與外地人打交道時，他們并不像其他一些方言區的人群那樣，表現出語言上的自閉傾向。我們對這樣的場景或許已經習以為常——幾個福建人在一起談得盡情盡興，如果來了一位外省客人，絕大多數人會立即改口說普通話，哪怕他們講得很費力，講得很不標準。

　　全球經濟正走向一體化。商會以地緣關系、親緣為紐帶的互幫互助行為，應該注入適應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新契約精神。在陌生人社會上建立的契約關系，正是現代公司制的精髓所在，是工商社會中人與組織，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關系。只有公司制才能夠快速、有效率地配置各種資源，以滿足人類活動的需要，達到一個群體希望達到的目標。如果沒有這種組織形式，再多的人簡單相加，聚在一起，終究不過是烏合之眾，再多的資源也會流于內耗。

　　令人欣慰的是，我們已經看到，閩商中的這種散兵游勇、單打獨斗的狀態，正在新一代閩商群體中得到改變。比如，閩南的“七匹狼”，就展示了一個同舟共濟的嶄新的閩商精神。“七匹狼”能夠成為以品牌經營為核心的成功企業，可以說，靠的正是傳統閩商所缺乏的團結協作意識。狼世界的真正力量，在于團體的默契配合。人類為了達到某一目的而組成的團隊，應該認真學習狼世界的合作、忠誠、鍥而不舍的品質。力量，包括商業中成功的力量，都來自合作。

　　兼容性：多元文化交融下的品格

　　在漫長的區域歷史演進過程中，背山靠海的地理環境，中原到閩、下海出洋、行商內陸的人口多向遷流傳統，形成了福建文化海納百川、兼容并蓄的生態特征，并深刻影響了閩商性格的養成。

　　學者張燕清先生從三個方面分析了福建文化生態的表征。一是福建文化在源流上是多元的，但在地理布局上又呈碎狀割據的狀態。二是福建文化在態勢上呈現既開放又封閉的兩面性，折射為陸地農業文明和海洋商業文明并存，相互交融。前者具有腳踏實地的務實精神，后者富有拼搏開拓的進取意識。三是與此相對應，海洋商業文明往往以動態和開放為特征。

　　福建文化的形成與閩越文化的遺風、中原文化的傳入、宗教文化的傳播、海外文化的沖擊諸因素都有極為密切的關系，從而使福建文化在與外來異質文化的交往中，表現出更大的融攝力和兼容性。宋元時期的泉州，多種宗教文化在同一時空中兼容并存、相互輝映就是最好的佐證。因為山脈的阻隔而形成的獨立的地理單元格局，福建文化在布局上呈碎狀割據的狀態，如閩中三山文化、莆仙文化、閩西客家文化、閩南海洋文化等等，彼此之間相對獨立、平行并存。這種文化生態環境，構造了多向度的文化力，引導著福建區域社會的生產方式和行為模式。

　　其一，義利兼容的商業倫理。南宋大儒朱熹建構了閩文化的價值內核。“存天理，滅天欲”到了閩商那里，就成為反對見利忘義的商業倫理精神，在實踐中表現為儒商風范。

　　所謂儒商，即以儒道經商，就是儒家基本商業倫理的踐行者，強調不論從事何種職業，都應當遵守“敬業守分”、“克勤克儉”、“與人為善”的職業準則。理學倫理在明清以來漸漸普及化、庶民化、世俗化，并內化為非純粹功利主義的商業倫理，規范著工商業活動。因此，明清以來，在福建，儒商的經濟活動就呈現出義利兼容的“文化經濟”勢態。

　　這種義利兼容的商業倫理精神，在現代閩商身上仍然大放異彩。福建九牧王創業者林聰穎，對產品質量要求嚴格到了苛刻的地步：發現不合格產品一律返工。以文化視角析之，這就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童叟無欺”的商業道德，體現的正是義利兼容的商業倫理。

　　其二，仕商兼容的雙重價值。明清時期，福建社會已萌發出重商文化的因子。即便在士大夫階層，傳統文化的“鄙視商賈”觀念也不再居于支配地位，社會表現出對商、工的寬容甚至肯定。

　　明中葉以來，東南沿海一帶的商業經濟已相當發達。為了適應社會經濟的新變動，士紳階層和社會精神領袖在把家族社會納入儒家道統的同時，也嘗試著為地方利益及商業行為提供合法性的依據。明朝全能大儒王陽明即強調：“士農工商四民雖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把傳統中一直被視為賤業的“工商”，擺到與“士”同等的地位。在他身后，閩籍獨立思想家李贄也疾呼：“且商賈亦何鄙之有?挾數萬之資，經風濤之險，受辱于關吏，忍詬于市易，辛勤萬種，所挾者重，所得者末。”及至有清一代，紅頂商人有了滋生的土壤，亦官亦商之流風被至今日，卻是另一話題。

　　其三，報效桑梓的價值取向。閩商以海內外為人生奮斗的舞臺，他們愛拼敢贏、善觀時變，在經濟事業中獲得驚人成功的不在少數。這些成功人士，都是具有高度商業理性、商業智慧、商業勇氣的大商。

　　這種理性、智慧的一個典型表現是，事業成功之后，往往通過報效桑梓的方式，達成對人生價值的自我肯定。當然，報效桑梓的背后其實是光宗耀祖，這是許多閩商同一種情感的兩種表達，把報效桑梓作為既實現光宗耀祖的夙愿，又容易得到社區認可的有效途徑。福建民間的大族富紳，對宗族和社區負有贍養孤寡、興教辦學、修橋筑路等公益事業的責任。他們把這既看作一種義舉，也看作一種天職。特別是興教辦學的傳統，在當代閩商身上更得到了傳承和弘揚。改革開放以來，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

　　事實上，以文化演進的視角進行邏輯推演?？梢哉J為，成功閩商報效桑梓的價值取向，源于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出生于廈門集美、被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的陳嘉庚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以國家天下為己任的光輝典范。

　　作為閩商最重要、最可貴的精神之一的陳嘉庚精神，在今天的新閩商身上，得到了繼承和發揚。出生于福清的著名企業家、慈善家曹德旺先生堪稱新典范。30多年來，他個人捐款已超過60億元。他有句名言：“商人如果沒有社會責任感，充其量算個富豪。”

　　福建文化生態是閩地社會經濟歷史傳承的產物，具有深刻的內涵和豐富多彩的表現形式，對閩商的影響是顯著而深遠的。今天，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在我國正在構建的“一帶一路”的大戰略布局中，福建海洋文化也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新一代閩商也必將與時俱進，重塑嶄新的性格和風采。

　　2011年11月，中共福建省第九次代表大會正式提出“愛國愛鄉，海納百川，敢拼會贏，樂善好施”的福建精神。這種精神將閩商品格的正面取向和福建精神一一對照，竟然高度契合。這種官方的肯定、褒揚、倡導，將聚成強大的政商合力，大大提升閩商文化的境界。福建海洋文化，必將重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