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被曝光的,是美國獨資的大型肉類加工企業福喜公司。很多人對這家公司可能比較陌生,但它的供貨對象個個都大名鼎鼎: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德克士,那些你能想得起來的洋快餐品牌,幾乎“全軍覆沒”。

　　日前，美國獨資企業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被媒體曝出大量使用過期變質肉類原料生產加工食品，肯德基、麥當勞等洋品牌“中招”。這樣的事,對整個社會對食品安全的信心打擊挺大。別看有人繼續追捧麥當勞、肯德基,還說他們已很規范,甚至稱得上“業界良心”,但我覺得這是自欺欺人或故作姿態。一般來說,企業越大越知名,就越重視自己的聲譽和產品質量,出了事要付出的代價也更大,因此一般都不敢鋌而走險。但如果連這樣的公司也出事了,“信譽資本”盡毀,其他企業還能令人放心嗎?

　　從目前披露的情況看,這起事件并不只是質量控制出了問題,而是有意的系統化作惡。上海福喜使用過期變質肉加工食品,并非個別現象,而是有相關負責人授意,并且長期大量存在。這是十分惡劣的犯罪行為,所以上海警方已對相關責任人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

　　食品安全出現大問題,除了譴責見利忘義的黑心企業,人們總會問“監管去哪了”?只是,這次出事的是國際知名的大公司,而且上海的食品安全網也被公認是織得很密的,遺憾的是,這么大的漏洞,依然沒堵住。

　　當地監管部門說,他們把排查重點更多放在了小作坊上,而對這些大企業太過放心了。這可能也不完全是托詞,但即便監管部門特別賣力,并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就能無縫覆蓋所有企業和生產環節嗎?很遺憾,可能不行。

　　食品企業數量大,生產環節眾多,供貨關系復雜,都增加了監管難度。食品監管力量需要加強,但也要考慮執法成本和可能性,不可能每個企業都派人在旁邊盯著。像福喜使用過期肉加工食品、把掉到地上的肉撿起來繼續使用,是很難被發現的。

　　在監管無法覆蓋的地方,似乎只能靠企業自律和生產者的良心了。但對以追逐利益為目的的企業來說,自律經常是靠不住的,一旦遇到巨大利益誘惑,良心可能比鮮肉更容易“變質”。即便是國際知名的大品牌,如果摻假的收益總是遠遠大于成本,也很難做到守身如玉。

　　監管不是萬能的,良心也往往靠不住,那么食品安全怎么辦?答案是,靠社會和公眾的監督。

　　對于企業來說,社會公眾監督首先是內部人和同業的監督。因為業內人和競爭對手最了解行業的標準、流程,也知道哪些環節可能摻假使壞。有研究者發現,一些重大食品安全問題很少是監管部門發現的,大部分是內部人士、競爭對手和維權組織揭發的。此次洋快餐供貨商黑幕曝光,最初也源自內部人爆料。所以最近不少人呼吁,可以借鑒國外的“吹哨人”制度,重獎并保護那些舉報食品安全問題的“深喉”。在這種涉及所有人安全的公共問題上,鼓勵“告密”行為并不會毒害社會,反而有助于拯救道德。

　　另外,行業協會和民間組織也是社會監督的重要力量。行業組織有維護行業秩序和聲譽的需要,也有熟悉情況和標準的便利。在發現問題和檢測手段上,一些社會組織的力量并不比政府監管部門差,甚至還要更專業。幫助問題食品受害者維權的法律界人士,自發創辦食品安全問題披露平臺的大學生,都是這類社會健康力量的代表。

　　對食品安全進行監督的社會力量,自然少不了媒體。至少在食品安全領域,所謂“媒治”的力量體現得淋漓盡致。我們常抱怨為什么查處總在媒體曝光后,這一方面是對監管的期許,同時也可以看作對媒體的贊譽。尤其在監管力量缺位的情況下,媒體的作用更加不可替代。此次洋快餐“供貨門”,要不是記者的暗訪調查,恐怕很難大白于天下。

　　在傳統熟人社會,那些挺立百年的老字號,能夠保持質量和信譽,主要靠良心和自律。市場經濟和大工業時代,保障食品安全要靠立法和技術,也要靠專業部門監管,但仍不可忽視道德血液的重要性。社會監督,就是創造一個熟人社會的擬態環境,發動大家來保護大家。肉變質了,需要專業部門來管;良心“變質”,需要社會監督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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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三聚氰胺事件、雙匯瘦肉精事件之后，讓人揪心的“舌尖上的安全”又出事了——“福喜過期肉”事件。這一事件再次促使人們追問：在食品安全法律相對完備的情形下，如何更好促進法律的有效實施?

　　在這次事件中，福喜方面承認違法行為已經存在數年。這種長期的生產加工食品的行為必然會涉及很多人，通過有獎舉報制度，本應能爭取到這些人對違法事實的舉報。因此，通過這一事件，也應促使我們對有獎舉報制度進行完善，摒棄立法過程中過度重視執法部門單方需求的做法。

　　食品安全法律的實施是一個系統工程，絕不是執法機構單方的事。對劣質產品予以淘汰，這首先是公權的責任，同時也是市場的責任。正因如此，近年來，食品安全社會共治被充分強調，這正是當下保障食品安全所迫切需要的。在福喜事件中，無論下游企業是否知情，他們都有義務采用安全的原料生產食品，因此，消費者“用腳投票”的市場選擇，必然使下游企業對供貨商的食品安全形成強大的倒逼，這有利于食品安全秩序的形成。同時，民眾的執法參與、法律訴訟，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功能的發揮等，也是社會共治的重要路徑。

　　如果把執法看作是一場戰爭，那這是一場力量極不對稱的戰爭。多年來，在保障食品安全的路徑上，我們過于依賴公權主導的法律實施。然而，與其它法律的執行不同，在食品安全執法中，執法機構明顯處于弱勢地位。違法者使用非法添加物的過程瞬間可以完成，且成本極低，其它種類的食品安全違法行為也不易被發現;而執法機構發現問題則必須依賴高科技，同時會產生巨額資源耗費。違法成本低，執法成本高，改變這一不對稱的模式，需要強調食品安全的社會共治，通過多種渠道形成對違法違規者的多元威懾。

　　食品領域的民眾維權、公益訴訟，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違法者的違法成本，促使經營者自律;而消費者組織、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在法律實施中也具有獨特功能。政府應從更廣的視野去看待這些力量，對他們給予充分的支持和更大的生存空間。民眾的執法參與，可以增加執法機構的執法能力，政府有必要合理引導，發揮其積極作用。

　　社會力量的參與，最終都是直接或間接促進公權對法律的實施。要形成兩種不同機制的最佳合力，必須進一步加強公權監管，以形成足夠的威懾力。福喜事件表明，使潛在的違法者真正感受到法律的威懾力，一方面有賴于我們常說的“使違法者傾家蕩產”的法律責任，另一方面更在于執法者應該有較強的發現違法行為的能力。這種能力的提升，首先有賴于對食品企業抽檢執法的安排嚴格保密，何時抽檢、如何抽檢應該成為執法機密。只有這樣，才能時刻維持公權的威懾力。其次，應盡可能提高對食品企業的年度抽檢率。抽檢率越高，威懾力就越強，食品安全的法律也越會受到尊重和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