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洋 高慧 楊愛青 王淑田(通訊作者) 淄博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 汪洋 淄博市環境有機污染與人群健康監測分析重點實驗室

食源性疾病是食品中致病因素進入人體引起的感染性、中毒性疾病，也是當今世界分布最廣泛、最常見的疾病之一，其中便包括食物中毒。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報告表明，全世界每年因食物污染而患病者高達數億[1]，可見，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食物中毒都是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2]。為及時發現食源性疾病聚集病例和暴發線索，提高食源性疾病早期識別、預警與防控能力，2018年，山東省淄博市將食源性疾病監測工作在原有監測工作基礎上覆蓋至開展食源性疾病診療工作的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實現了城鄉食源性疾病監測工作的無縫鏈接，本研究也是為摸清基層醫療機構監測體系建設情況而開展的項目。

1 材料與方法

1.1 對象

覆蓋淄博市11個行政區域的123家哨點醫院，其中三級醫院11家、二級醫院15家、一級醫院3家、鄉鎮衛生院84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10家。

1.2 調查方式

采取填報問卷、人員訪談、現場調查的方式進行。

1.2.1問卷填報

對淄博市123家醫療機構進行問卷調查，內容包括機構基本信息、資質、人員、基礎設施、具體經費、檢驗能力和檢驗任務量、組織技術培訓、質量管理等現況。

1.2.2 人員訪談

選擇37家醫療機構中重點科室人員進行訪談，包括公共衛生科、消化內科、腸道門診、急診等科室。

1.2.3 現場調查

現場了解食源性疾病報告流程，調查病例信息采集、報告、審核方式，重點查看醫院信息管理系統(HIS)、門診登記簿病例信息登記情況及診斷結果。

1.3 統計分析

用EXCEL對問卷進行整理分析，用SPSS 19.0軟件進行相關統計學分析。

2 結果

2.1 機構情況

在123家醫療機構中，5家為企業法人，其余為事業單位法人——市級醫療機構9家、縣區級20家、鄉鎮社區級94家;118家哨點醫院為財政補貼，5家企業醫院為自收自支。從醫院技術級別、轄區服務人口數和實際床位數來看，其每天的急診和門診量、提供服務的能力有明顯差別。

2.2 人員情況

三級醫院、二級醫院、一級醫院、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平均從事食源性疾病監測工作的人數占機構平均總人數的比例分別為11.89%、8.81%、5.56%、25.00%、17.24%。不同級別醫療機構食源性疾病監測工作從業人員以初級和中級職稱為主，占比88.10%;學歷以大學本科為主，占比65.06%;從業時間多為2年以上，占比94.40%;年齡多在50歲以下，占比91.16%。

2.3 信息化建設情況

淄博市在二級及以上醫療機構中率先開展食源性疾病病例監測報告信息化建設，在院內HIS等相關系統中增加或嵌入食源性疾病監測報告模塊。淄博市2/3以上的二級及以上醫療機構實現了報告信息化。

2.4 監測工作流程

2.4.1 院內監測流程

醫療機構臨床醫生如發現食源性疾病病例或疑似病例，需做好登記并及時手工填寫或通過HIS填報病例信息。公共衛生科負責病例信息的收集、審核、填寫和上報等工作。臨床醫生如發現接收的病人疑似食源性疾病感染，需立即向公共衛生科報告事件信息，并及早留存事件相關病例的生物標本。公共衛生科負責收集相關信息，及時進行電話報告或網絡直報。

2.4.2 院外監測流程

縣級、市級和省疾控中心對監測數據進行審核和逐級上報，定期對病例信息進行分析匯總。如發現并核實存在聚集性病例或食品安全隱患，應及時向本級衛生健康行政部門報告。并且，衛生健康行政部門也應當及時將相關信息通報至同級食品安全監管部門。

3 討論

3.1 監測網絡建設

食源性疾病監測是一項涉及多部門、多機構、多學科的技術工作，需要不同行業的人員共同協作才能完成。醫療機構是收集病例信息的起始點[3]，公共衛生科承擔著各種疾病或癥狀的監測任務，應增加公共衛生工作人員，適應不斷變化的疾病防控工作需要;規范食源性疾病監測數據采集流程，進行逐級培訓，明確要求各類培訓必須進行效果考核[4];擴大食源性疾病監測范圍，進一步完善食源性疾病監測網絡體系[5]，逐步擴大至村衛生室，提高食源性疾病響應靈敏度，逐步構建縣-鄉-村一體化的監測網絡。

3.2 經費保障

本次研究對各級醫療機構食源性疾病監測經費來源和使用情況進行了調研。經調查，大部分哨點醫院能夠規范使用經費，工作效果較好的醫院往往采取任務完成量與績效獎金掛鉤的方式，或根據完成數量和質量進行獎懲。

3.3 人員配置

各級醫療機構從事食源性疾病監測工作的人員設置均較為合理，基本能夠做到專人負責。但是，各級醫療機構間人員職稱和學歷水平差距明顯，尤其是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高職稱、高學歷人員占比較低。究其原因，一是機構級別低，薪資報酬少，晉升難度較大，培訓晉升機會缺乏[6];二是基層醫療機構較難吸引人才，且人才易流失，常出現“成熟一個，流失一個”的現象，長期持續下去恐出現后繼乏人的現象[7]。

3.4 制度建設和培訓效果評價

各醫療機構均能制定院內工作制度，做到監測流程圖上墻，讓接診醫生做到心中有數;大部分醫院能合理使用經費，制定獎懲制度和院內培訓制度，并嚴格運行?，F場訪談隨機抽取部分重點科室接診的醫護人員，對食源性疾病監測知識進行測試，知曉率為95.81%，故培訓效果較為理想。

3.5信息化建設

我國現有的食源性疾病監測體系還不夠健全，報告模式也不夠完善，隨著數據信息化技術的高速發展，探索并建設新的食源性疾病監測報告模式顯得非常重要[8]。經調查，實現信息化上報的哨點醫院報病質量較尚未實現的差異情況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與其他地區醫療機構的監測結果差別相一致[9]，實現病例信息化上報對食源性疾病監測工作具有積極意義。

4 結論

目前，淄博市123家醫療機構基本能夠滿足開展食源性疾病監測工作的需要，但在新時代實施“健康中國”戰略的框架下，基層醫療機構對食源性疾病的監測能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監測面的不斷擴大，更需要各部門的通力配合。各級衛生健康行政部門要在職責范圍內，在經費保障、人員配置等方面為基層醫療機構開展監測工作提供支持。同時，各級醫療機構也要練好內功，在理順食源性疾病監測流程，加強制度建設與管理，以及提升信息化程度方面做出努力，以滿足不斷變化的監測工作需要。

參考文獻：

[1] Buzby JC, Roberts T. The economics of enteric infections: Human foodborne disease costs [J].Gastroenterology, 2009, 136(6): 1851-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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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繼軍，盛法林，騰臣剛，等.25家醫院食源性疾病監測工作情況調查與監測工作模式探討[J].現代預防醫學，2016，43(8):1390-1393.

[4] 王三桃，陳利民，張曉紅，等.基于SWOT分析的食源性疾病監測策略初探[J].中國公共衛生管理，2017，33(1):13-15，9.

[5] 黃曉媚，董勤，黃杰周，等.佛山南海區2015-2016年食源性疾病監測及預警機制探討[J].中國公共衛生管理，2018，34(2):208-211.

[6] 王潔，趙瑩，郝玉玲，等.我國農村基層衛生人才隊伍建設的現狀、問題及建議[J].中國衛生政策研究，2012，5(4):45-51.

[7] 戴萌娜，張建華，井淇，等.新型醫療體制改革后山東省基層衛生人力資源配置研究[J].護理研究，2018，32(2):220-224.

[8] 張琰，張丹丹，張良，等.寧波市食源性疾病監測智能直報平臺的建設與思考[J].中國農村衛生事業管理，2018，38(10):1309-1311.

[9] 劉軼，吳萍.基于醫療機構HIS系統建立食源性疾病監測信息模塊的應用效果分析[J].甘肅醫藥，2018，37(2):172-174.

基金項目：淄博市重點研發計劃(政策引導類項目)，項目編號：2018kj01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