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湖北利川市食藥監局與土家牧業合作共建模式
9月11日,湖北利川市數百名貧困兒童獲得“利川市大世界孕嬰兒童生活館”的優質奶粉捐贈,當次捐贈物品價值32萬余元;11月23至25日,利川市文斗鄉馬桑坡村58戶農民養殖的800余頭生豬通過品質驗證。這是利川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精準扶貧工作中“部門、企業聯手扶貧”思路重要措施的付諸實施。
在舉國開展精準扶貧之際,如何實現精準扶貧工作與自身業務開展兩不誤,是每個單位都不得不面對的新課題。近日,本刊記者就湖北省利川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與利川市土家牧業有限責任公司合作共建“精準扶貧養殖基地”重要舉措做了深入采訪。這一舉措有效實現將“做慈善、搞精準扶貧、源頭治理餐桌污染”相融合,市相關負責人向記者介紹了詳細情況。
時代需要慈善式扶貧
我國現階段貧困人口的構成,使單純的開發式扶貧很難取得理想的反貧困效果,亟待建立一個有針對性的救助式扶貧體系——慈善式扶貧。一方面,在貧困人口中有相當一部分殘疾人、孤寡老年人和長期因病喪失勞動能力的人,這部分人已很難通過教育或培訓使其自我發展能力提高,對于他們必須實施救助式扶貧。另一方面,對于居住在自然環境特別惡劣地區的貧困戶,在繼續實施開發式扶貧的同時,還要考慮到沒有其它收入來源的人群以及因自然和經濟等方面的原因,短期內家庭的收入和消費達不到最低生活標準的家庭的生活保障,客觀需要建立一個有針對性的救助式扶貧體系。
眾所周知,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情仁愛、樂善好施的民族,在“慈善”上的敬老愛幼、扶貧幫困是中國人民約定俗成的一種道德規范,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對此有過精辟的闡述。以拯救世道人心,濟貧扶弱為基本內容的中國傳統慈善思想推動著中國慈善救濟事業的發展。但是,當代中國的慈善事業卻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復興與發展起來的,在政府的扶持下興辦,采用的是官辦或半官辦的管理模式。其雖然起步晚,發展也比較落后,但是這種官辦慈善組織卻因與政府關系緊密而獲得了非常豐厚的資源,以至于真正發揮慈善作用的民間組織因為與政府的關系不夠緊密而獲得的資源和支持非常有限。
我國企業不僅是經濟發展的支柱,更是當代慈善事業的中堅力量。眾多企業在不斷增強自身市場競爭實力的同時增強社會責任感,將慈善觀念深入到企業文化中,提高企業慈善素養,增強企業社會責任心。將參與慈善活動作為創新產品和服務的潛在市場,將慈善行為與企業發展目標有機地聯系起來提高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確保慈善事業的持續穩定發展。
恩施十指連心自愿者協會張曉紅會長看望空巢老人現場解決老人危房修繕資金
“精準扶貧”為慈善式扶貧提供平臺
改革開放以來,500余個國家級貧困縣的脫貧試驗,為中國的扶貧戰役收獲了寶貴的實踐經驗,也提供了深刻的反思。
首先,傳統扶貧效率低下,受益者不是真正的貧困人群。按照傳統的扶貧政策,國家扶貧資金直接劃撥到縣。但是,在現階段貧困人口分布卻比較分散,表現為“大分散、小集中”。一方面,以大行政區為單元的貧困區域縮小了,原來以縣為單位的相對集中分布的貧困區逐步轉化為鄉、村級貧困區。即使在貧困村,非貧困人口也占相當部分。另一方面,農村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自然環境較差的地區,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目標瞄準機制很容易造成低效率。
其次,扶貧項目注重效益,貧困者難獲項目恩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項目制定基本上注重效益。實踐中,項目及項目資金基本上是“多搞錦上添花,難做雪中送炭”,國家大量扶貧資金及扶貧項目脫離了貧困者的實際需要。項目的落實,可能會促進地區經濟的增長。但在“大分散、小集中”狀況下,經濟增長和窮人的關聯度很低,通過經濟增長,讓經濟增長成果自動“滴落”到貧困階層的社會經濟條件已經缺失;再加上一些是常年被疾病困擾沒有勞動能力的、受教育水平極低的,貧困者很難通過項目自我發展。并且,信貸資金中扶貧貼息貸款瞄準的應當是貧困農戶,但在1994年以前貸款瞄準的卻是貧困地區的生產企業,《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出臺后雖然要求扶貧貼息貸款主要應該瞄準貧困戶,但實踐中這項要求執行很難到位。從銀行角度,由于貧困農戶還貸能力差,對貧困戶銀行是惜貸如金,他們只愿意把優惠貼息貸款貸給企業和富裕戶;從貧困戶方面看,繁瑣的貸款申請和審批程序,相應的貸款擔保和抵押條件,使他們望而卻步,扶貧貼息貸款政策產生的經濟利益相當多一部分流向了非貧困人口。
鑒于上述原因,國家出臺并實施了“精準扶貧”。“精準扶貧”為慈善式扶貧提供了平臺,為部門職能工作帶來了新的考驗。與粗放扶貧相對,精準扶貧針對不同貧困區域環境、不同貧困農戶狀況,運用科學有效程序對扶貧對象實施精確識別、精確幫扶、精確管理的治貧方式。這種對貧困戶進行建檔立卡以精準定位,因戶施策以針對性扶助,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產業,切實地“授之以魚”并逐步“授之以漁”的“精準扶貧”為“慈善式扶貧”的誕生與完善提供了沃土,也對單位及其職工都帶來了新的考驗與課題。
“精準扶貧”的產業發展模式
那么,如何培植慈善式扶貧產業,最終實現“精準扶貧”目標呢?可以從如下方面進行探索:
第一,項目的確立與誕生。由精準扶貧部門牽頭,組織被幫扶村組搞好調查研究,確立擬共建的經濟實體項目報送給有做慈善意向的企業或相應組織審查。經過審查評估,覺得有投資可行性后,組織調查組到項目所在地村組考察并會同精準扶貧牽頭單位、被幫扶地村委會以及懂經營管理的村民一道確立實施方案。方案確定后,由被幫扶地組建經營管理團隊,擬做慈善的機構直接出資或籌集出資,并與精準扶貧牽頭單位一道指派專職監管人員開展生產、經營活動。
第二,經營管理與盈利分成。經營實體實行投資與經營分離以及三七分成制度。經營實體實行投資與經營分離制度:投資者不參與實際經營,只負責監督管理;經營者不出資,只負責全力以赴地將實體經營好。經營中如果出現虧損,無論虧損多少,一律由經營者當年全額補足。經營活動產生的盈利實行三七分成制度:即七成歸實際參與經營的團隊支配,可以作為參與經營人員的工資、福利,也可以作為村級組織提留,具體怎么分配由經營團隊自行決定。三成歸項目主持者——出資人和項目牽頭單位支配(其中二成在精準扶貧單位主持下當年全額分配給所在村組的特困人群作為生活補助,不做其他任何開支;另外一成作為公積金歸入出資人的慈善專戶備用)。
第三,經營實體的解散、升級、轉讓。解散即經營實體無論什么原因解散,都必須由出資人(或出資募集人)、精準扶貧單位、所在村組共同組成清算組進行清算,如果存在債權債務,一律由實際經營的團隊在規定的期限內負責足額清收和償還,在正式宣布解散之日前5個工作日內將出資歸還給出資人(或出資募集人)。升級即如果實體項目潛力巨大,值得更大規模投資,那么就由出資人直接充當或者尋找新的投資人增資擴股進行升級。在擴股升級后,原實體和原出資人共同持股49%(所得紅利仍然按原比例進行分配),新投資人持股51%,升級后的實體原則上由新的投資人控股和自主經營,原經營團隊可以被聘為工作人員,也可以不被聘用為工作人員。轉讓即當慈善或扶貧目的達到后,經營實體可以按照轉讓時的實際評估價格進行轉讓,所得收益按組建時的出資額歸還出資人(或出資募集人)后,按三七比例進行分配,即七成歸當地村組及經營團隊,三成歸出資人(或出資募集人)作為基金積累。
局長李天萬在農戶家調查調查的工作情景之一
政企共建的慈善扶貧實踐
利川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與利川市土家牧業有限責任公司共建的“精準扶貧養殖基地”采取“抓兩頭(最窮的和最富的)帶中間、最終實現整體脫貧”的模式,由馬桑坡等被幫扶的村民委會聯合組建生豬養殖專業合作社實施,土家牧業有限責任公司免息提供鋪底資金,按照市場價每公斤上浮壹圓的扶持價格全部收購農民養殖的生豬。
養殖規模和扶持標準分為四個檔次——每批次養殖50頭以上的為“精準扶貧養殖基地”,每頭墊資260元;每批次養殖20頭以上的為“精準扶貧養殖大戶”,每頭墊資200元;每批次養殖10頭以上的為“精準扶貧養殖戶”,每頭墊資150元;有養殖能力和養殖愿望卻沒有本錢的貧困戶定位“精準扶持戶”,每戶墊資幾百元。由專業合作社按照土家牧業的訂單要求組織養殖和到土家牧業定點交售,每批生豬出欄時收回鋪底資金并簽訂下批次《定購養殖協議》,對規模性養殖的農戶,要求在年底根據當年的盈利情況安排一定比例的盈利分給貧困家庭作為基本生活補助或特困支助。 對于沒有簽訂《定購養殖協議》的農戶,專業合作社按照土家牧業當天公示的市場收購價格組織農戶到土家牧業或其他交易場地交售,不享受任何補貼,也不履行對特困戶的幫扶義務。
在養殖過程中,市食藥監局農村工作辦公室會同土家牧業的技術人員和按時到養殖戶家中巡查、指導,按月報送養殖進度、養殖規劃和收購計劃,指導農戶規范養殖,禁止使用國家禁止的養殖方法和禁止使用的飼料、添加劑。這種模式,對農民來說,保證了市場、保證了資金;對企業來說,保證了平穩的、有計劃的、質量可靠的貨源;對食藥監管部門來講,從源頭上控制了餐桌污染。
為了保證合同的有效履行,利川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被幫扶的村黨支部書記(主任)共同為第三方責任人。食藥監局為項目牽頭單位,負責養殖示范基地的設立和推薦,負責相應關系的協調處理及各方爭議的調解及裁定,督促相應村支兩委抓好項目的實施與甲乙雙方權益的保護,有權決定基地的設立與取締。當甲乙雙方中的任何一方權益受到侵害后,有權協助受害方行使訴權。被幫扶的村民委員會為項目實施單位,負責項目實施過程中各種關系的協調與監督管理,負責保護甲乙雙方的合法權益。當乙方違約后向甲方承擔法定的擔保責任,當甲方違約時有權代表乙方向甲方行使訴權。
利川土家牧業有限公司技術員(左二)向養殖戶現場講授技術
項目建設的風險分析及價值評判
一般看來,慈善扶貧項目的風險系數為零。從性質上看,歷來的慈善都是以捐贈的形式出現,捐贈本身就沒有考慮經濟上的回報與收益。因此,無論慈善扶貧項目是盈利還是虧損,對投資者本身的實際生產經營不會帶來任何風險或損害;從規模上看,慈善式精準扶貧項目的投資規模是在投資者計劃的做慈善投資尺度內,無論怎么虧損,其虧損額度都在投資者的完全掌控之中,對投資者沒有任何風險;從項目本身來看,被投資的慈善扶貧項目是針對被幫扶地的實際情況選擇的、能夠賺錢的項目,無論是經營方向還是投資規模,都是要經過認真地遴選和核查后敲定。從經營方向及技巧上,有投資者掌舵;在相應監督上,有扶貧牽頭單位把關或協調;在實際經營中有村委會、扶貧單位、投資者共同選定的經營團隊充當具體執行人,通常情況下虧本的可能性非常小。
對于慈善式精準扶貧投資的價值,除具有做傳統的慈善活動所擁有的價值外,對于做慈善的企業是實現產業轉移或儲備產業建設的有效“投石問路”途徑,如果其投資的慈善扶貧項目潛力巨大,值得加大投入,可以通過該部分所述的辦法予以產業升級,從而零風險地實現產業轉移或者儲備產業建設。對于慈善機構來講,是慈善事業潛力巨大的發展新模式:首先,該模式下貧困者真實地得到了受益,避免了傳統慈善模式下出現“詐捐門”或眾多“慈善腐敗”現象的發生,有利于慈善組織的形象提升和慈善事業的健康發展;其次,慈善扶貧項目是被幫扶者增加收入的活水源頭,可以起到一勞永逸的作用。讓有限的投入帶來了更大的收益,能夠讓被幫扶者獲得最大限度的幫助,避免了傳統模式下當次投入后沒有后勁,以至于對被幫扶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局面出現。通過慈善組織牽頭,讓更多的企業通過慈善產業投資獲得產業轉移或儲備財源建設的巨大收益,能夠有效整合慈善資源、壯大慈善資源,有效地促進慈善事業規模性健康發展。
對國家、對社會,是一種有效的資源整合及較好的精準扶貧模式。各精準扶貧單位,只需要要認真搞好聯系村的調查摸底,努力發現聯系村有什么資源、適合發展什么產業、貧困戶困難的真正原因,然后通過部門業務涉及的領域,努力搞好相應企業或社團(慈善機構或組織)與貧困村的信息傳遞與牽線搭橋,然后協助相應企業(社團)做好相應產業。既保障了精準扶貧任務的順利完成,又實現了自身職能工作的完善與拓展,有效地促進著一個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
利川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與利川市土家牧業有限責任公司共建的“精準扶貧養殖基地”不但為企業(土家牧業)穩定了市場、穩定了貨源、穩定了原材料(生豬)質量,促進了企業增效、增收;而且成倍增長了農民生產經營能力,避免了盲目性,有助于提高被幫扶地區整體經濟水平;對于食藥監管部門,也是一種加強肉食品市場監管的有效方式之一,有利于源頭治理餐桌污染,確保了大眾舌尖安全。
充分搞好被幫扶地調查摸底,巧借企業做慈善的大好機會,合理整合社會資源,共建“慈善式精準扶貧”項目,是一項風險低,見效明顯,潛力巨大的新型投資模式和扶貧方式,值得企業和慈善組織投資,值得國家提倡和推行,更值得地方黨委、政府以及各級精準扶貧單位付諸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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